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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垃圾信息对民众安宁利益的侵害仅是现代信息技术社会中侵害安宁权的一个典型侧面，除此之外，噪音、气体、电磁辐射、光等不可量物以及电话骚扰等传统形态的安宁利益侵害问题亦均存在。

此时应当追究一方的违约责任。在德国民法实践中有合同履行完毕，但其目的不达（合同落空）的情形。

[14]所以，对于此类商业风险最适宜的方式是将其交给市场，如此市场主体会在交易中碰撞风险并逐渐成熟。该处理模式实际上采纳了情势变更原则。由此来区分两项制度才不失为理想的二元模式。[24]综上，可以看出对于适用情势变更条款，更应重视其变更原合同的修补性效力，唯在已无可补救的情形之下才可解除合同。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尝试在判决中对情势变更与商业风险作出区分，在上海同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8]中，法院认为2008年全球性经济危机及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是一个缓慢演进的过程，市场主体应当有相当的预判，同时由于交易标的物为有色金属这种市场属性活泼，价格波动大的大宗商品，应当慎用情势变更原则。

社会总成本也应当是交易成本的一部分，若是因为整体的交易环境产生变化而逐一破坏所有的合同的约束力，反而会成为对当事人自治权利的一种侵害。[2]德国法上的情势变更制度亦包括战争及灾难，仅其实际适用案件较少。3.当事人应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履行与实现合同目的有相当关系的合同外义务，[25]例如完成登记、备案等手续使得合同生效等。

若该情形的产生对于合同一方而言具有可归责性，那么往往不可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其次是否有预见该情势之义务。从审级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案件为3件，高级人民法院14件，中级和基层人民法院处理该类案件数量最大，分别为24件和28件。除此之外，还应当明确我国情势变更制度的定位模式。

其二，当事人要求变更合同。最后，我国的情势变更制度定位不明晰，在适用中与不可抗力的界分不明，造成了体系上的混乱，无法凸显情势变更的制度价值。

而对于仍有履行可能性的合同，才存在双方进一步协商的必要以及司法变更的基础。而所谓的发生于法律效果消灭之前是指情势若已恢复原状，其结果归于消灭并对原有法律效果无影响，不致产生显失公平的问题，因而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中文关键词】 情势变更。在此种情形之下，虽然当事人履行遇到障碍，但是当事人不能主张因阻碍事件具有不可预见性而免于承担债务不履行的责任。

这种情形下，法院偏向于认定原有合同的效力，并不作调整。显而易见，对于因政策等原因无法履行的合同确无变更之可能。鉴于《合同法》一般适用无过错的归责原则，若该事由不可归为不可抗力则在法律上缺失免责事由，应当由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就其本质而言，情势变更条款和不可抗力条款并非两种可以按照发生原因完全厘清适用的规则，要将两者的关系理顺必须从其功能定位入手。

在不可抗力的条文中，仅需要对于那些导致履行异常困难但仍可能履行的障碍进行补充定义。由此可见，此时对于不可归责性的准确界定十分必要。

因此，是否具有可归责性并不应当成为情势变更制度的要件之一。其次，对于何种因素可以构成情势变更的认定并不统一，且缺乏相应的参考标准。

首先，是源于这些情况的特殊性。对于某些会议而言，在其筹备前期甚至难以提前预知其召开的时间和地点。可变更合同 我国现行的《合同法》中并未对情势变更制度有所规定，而是将其安置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为《合同法》司法解释（二））中予以说明。只要合同具有履行的可能性，虽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或者履行成本过巨，那么仍然不认为此种情形为无法克服的困难，应当被认定为情势变更。若作此理解，后一种情形在过错形式上可被定为主观上疏忽大意的过失，并不能完全免除其责任，如此一来又不可避免地与情势变更制度的定位发生冲突。其次，合同是否能被履行具有明确的可区分性，便于法官和当事人进行判断。

在双方当事人对于解除事项产生争议的情形下，不可抗力制度与情势变更制度的差异并不明显。实际上，早在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即下发过《通知》，要求涉及石油、焦炭、有色金属等市场属性活泼、长期以来价格波动较大的大宗商品标的物以及股票、期货等风险投资型金融产品标的物的合同，更要慎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

无论从影响的范围还是当事人的数量来说，本案的广泛性特征均不明显，但仍然属于情势变更的情形。各国之所以均在各自的法律体系中纳入情势变更的内容，虽然具体的定义及相关适用程序各异，但其内在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承认在某些情形之下，客观情况已经发生了足以撼动原合同基础的改变，而为了平衡这种改变给当事人带来的不利后果，必须经由当事人协商，甚至需请求法院对该合同进行变更或解除。

但是，当市场反应剧烈，继续履行合同的成本已然高于违约成本之时，出于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贯彻应当允许适用情势变更原则以破除和抑制一方以违约方式进行逐利的冲动。政府颁布的行政法规对于合同履行产生的影响被归为情势变更的范畴，此时属于法律上的履行不能。

而不可抗力作为履行不能的情形通常作为免责条款出现，应安排在违约责任章节之中。正是各种关联性的存在使得辨别某一现象产生的成因变得困难。[18]人民法院可以在具体的民事案件中对于不公平的状况以判决的形式予以纠正，这一纠正通常是依据民事法律规范的明确规定做出的，但是在极端的情况下，如果民事法律规范事先并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为了避免极端不公平情形的出现，法官也可以直接依据公平原则对此进行纠正。根据我国《民法总则》136条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自成立时生效。

[7]不可否认，事物之间的联系是普遍存在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为《公约》)未就情势变更设立单独条文，而是将其认定为不可抗力总条文下的特别案例。

例如，由于政府的限购政策，要求不动产的购买人拥有本地的户籍。契约必须遵守，设立例外也必须谨慎。

即将不可抗力制度与情势变更制度在立法上分立。即使谈判破裂，一方仍可请求法官依其自由裁量来变更或解除合同。

其定义将因情势所产生的明显不公平化为更直观的经济学度量：该情势会导致一方履行成本的显著增加或接受履行方得益的显著减少，结合该章节的标题可以得出结论：此二元模式中，区分情势变更与不可抗力之基准线在于：合同是否能被履行。例如，由于自然灾害导致的合同无法履行，可按照情势变更的规定要求当事人先行协商，若无法达成一致法官可决定是否变更或解除合同，而在责任承担层面可引入不可抗力条款为依据令当事人免除责任。[22]按照合同必须严守原则，应优先考虑维持原契约的效力，可变则变。因此，我国仍应遵循二元模式，在未来的民法典中将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分别立法。

[16]韩世远：《情势变更若干问题研究》，载《中外法学》2014年第3期。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在指导意见中曾经提及：人民法院要积极引导当事人重新协商，改订合同;重新协商不成的，争取调解解决，但该指导意见也仅仅是作为法官审理案件的指导性参考，并非可以直接约束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准则，同时对于双方在案件进入审理程序前的再协商程序并未提及。

[3]一旦合同全部或部分已无继续履行的可能，那么对于该部分而言，双方可以就此解除合同并免责。过度的制度保护不仅浪费了司法资源，对于矛盾的解决也并无助益。

（二）检视事件产生影响的时限、程度及范围 经过研读案件，可以看到对于一般性的政策调整导致的市场价格变动，一般不被认定为情势变更。基于以上分析，法院将商业风险直接排除出情势变更的适用范畴。